与这样的广泛目标相对照的是私人收藏的宗旨,狭隘而且通常较少历史平衡,但私人收藏却常常是机构收藏的基础。在机构收藏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奠基性财产的轮廓常常变得不那么清晰了。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在大小不同程度上以馆长为首决定的程序。当馆长是个强势的专家的时候,他可以在较少监督的情况下决定收购,而收藏在一定的时期内则反映他特定的个人阐释。在其他情况下,馆长的收购建议可能会被收购风险规避委员会所否定。不同的税费和财政状况会严重影响博物馆的收藏进展。比如在美国,馆长们可以劝说收藏家捐出他们的藏品,而减税则是对收藏家的主要财政补偿方式。在任何情况下,博物馆都要考虑以安排展出或者以他们愿意对收藏家表示的其他致谢方式,特别是“永久”致谢的方式。 教育机构与博物馆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其藏品来源多样,有的是作为学术研究副产品的捐赠,有的是教学上需要而购买的。在大学的陈列室里,人们看到的通常是概念上比较狭窄的展品,探讨的是学者们活跃的领域,所关注的常常是“新知识”。有的时候,为了展示当前研究和记录的主题而从私人收藏中借展。 从根本上说,在公共机构观赏得到的体验和在私下观赏所得到的体验是不同的。由于一方面要向不知名的公众展示藏品,同时又要保护藏品,所以不得不做出若干限制,典型的是在玻璃柜内作静止式陈列,对每一个参观者都是一种中立的姿态。而在私下场合,展示艺术品就是社交活动的一部分,甚至可以拿在手里把玩,这样的体验是何等的不同啊!就某些中国艺术品形式来说,比如手卷和册页,这种差别就特别大,因为要有次序地展开供人观赏,人们要渐次地得到体验。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如果大量的中国画挂在那里而缺乏敏感的同仁们讨论和反应的话,损失就更大。在现代的情况下,这样的困境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就是目录和影视手段也不能够。 |